在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愿景下，逐步减少对煤炭的依赖基本已形成共识，但在“十四五”期间，煤炭消费是否仍然存在增长的窗口期？
3月初，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了《2020煤炭行业发展年度报告》，其中指出，到“十四五”末期，国内煤炭年产量将控制在41亿吨，煤炭年消费量将控制在42亿吨左右。两个目标值分别较中国2020年煤炭产量、消费量增长约5%、6%。
在近日的一场“30·60目标的实现路径和经济金融影响”研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对此评论称，这个数字不太令人鼓舞，会使得后面的削减任务非常艰巨。这里面或许存在一种可能，那就是在“十四五”规划制定过程中，因此“十四五”规划中的碳减排或者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目标和内容较弱，不饱满。
从地方政府层面来看，有的在制定“十四五”规划时同样存在未充分考虑碳达峰、碳中和影响的情况，无论是煤炭生产还是消费，预期未来五年间仍将有一定的增长。
而在低碳领域专家看来，中国要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十四五”将是非常关键的时期，应该致力于实现煤炭消费的达峰，并开始稳步下降，为石油、天然气消费的增长腾挪出一定的余地。
今年3月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向全球所有的政府、私营企业和地方管理部门提出了更高要求的呼吁：取消全球所有计划中的煤炭项目，结束对于煤炭的致命依赖，敦促“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致力于在2030年前逐步淘汰煤炭，其他国家则在2040年前淘汰煤炭”。
我国碳排放量80%来自煤炭
根据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发布的《中国2030年前碳达峰研究报告》，2019年，我国58%的能源消费量由煤炭提供，二氧化碳总排放量有80%来自煤炭。我国煤电装机量高达10.4亿千瓦，占全球煤电总装机量的一半，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30%以上。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愿景下，削减煤炭生产和消费将成为长期趋势，但仅从“十四五”来看，煤炭地位又将如何变化？
从中国三大产煤重地的情况来看，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原煤产量位居前三的省份分别为山西、内蒙古和陕西，其规模以上企业原煤产量分别为10.63亿吨、10.01亿吨和6.79亿吨。
而根据三地的“十四五”规划，山西提出全省将合理控制煤炭开发规模，原煤产量稳定在10亿吨左右；内蒙古未来煤炭产能将动态稳定在13亿吨左右；陕西省到2025年原煤产量将达到7.4亿吨。
内蒙古和陕西在“十四五”期间仍将致力于原煤产量继续增长，尽管这当中可能存在全国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因素，但综合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数据，到“十四五”末期，国内煤炭年产量将控制在41亿吨，未来5年内煤炭产量仍可能继续增长。
关于煤炭消费，2020年12月，在国新办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谈到在“十四五”期间在推动绿色发展方面有哪些基本的路径和措施时，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庄国泰表示，能源结构调整方面，推动清洁低碳能源成为能源消耗增量主体、降低煤炭消费总量。
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建坤也对媒体表示，在“十四五”时期，特别要重视对煤炭消费量进行严格的控制，到“十四五”末期，应该实现煤炭消费的稳定达峰，并开始下降。
在何建坤看来，到“十五五”期间，石油消费可以争取达峰，天然气消费还会有所增长，但天然气消费增长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量，必须要用煤炭消费量减少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来抵消。
事实上，2014年起，中国的煤炭消费量曾出现过连续3年的同比负增长，但2017年开始又连续4年出现“反弹”。
此外，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还了解到，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十四五”规划时，并未来得及或未能充分考虑碳达峰、碳中和的要求，导致仍然规划了不少煤炭消耗需求较大的产业，甚至有的地方政府则仍然将2030年之前视作上高碳项目的窗口期，这些也将给“十四五”煤炭消费减量带来挑战。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是在2020年9月提出的，有一些地方做相关规划时没有及时反应，但现在必须要做出调整，“十四五”就必须开始行动。
防范资产沉淀风险
能源基金会曾发布《中国碳中和综合报告2020》，其中指出，电力行业占中国煤炭消费总量的54%，逐步淘汰电力行业的煤炭使用尤为重要。
但“十四五”期间，煤电将迎来怎样的变局，似乎也存在争议，尤其是一些地方仍然存在新上燃煤发电项目的冲动。
今年1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就指出，燃煤发电项目核准权限下放后，监管不到位，部分重点区域仍在违反有关规定新上燃煤发电项目。
21世纪经济报道此前亦报道，去年底曾出现过电荒的一些省份，将要上马一批大的火电机组作为支撑电源。
海通证券在今年2月的一份研报中指出，“十四五”乃至“十五五”期间，火电或仍将承担基础电源和辅助调峰电源的作用，不仅不该关，还应该增加机组，否则冬季电荒还会重来。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曾向记者详解过关于“电荒”的问题，他表示，首先要区分电量和电力的概念，发电总量没问题，但短时出力存在短板，比如冬季晚上要供暖，电力需求量突然增长，那个时间点就满足不了。
柴麒敏表示，这个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能源系统的优化来解决，如果调峰调压调频等辅助服务的价格跟传统发电的电价是一样的，大家就没有积极性去发展容量市场。应该更多去推动类似体制机制的改革，把原来以化石能源为主导的能源体系，逐步更新迭代到新能源高渗透率的现代能源体系。
“把有短板的地方补起来，这才是正确的解决方式，而不是回到继续建火电厂的老路上。”柴麒敏表示。
而关于新能源大规模发展对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挑战，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章建华近日在接受《中国电力报》采访时指出，能源局研究拟订相关政策措施，计划重点在几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分别是加强系统灵活调节电源建设、大力提升电力需求侧响应能力、加快配电网改造和智能化升级以及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关键技术研发应用。
在今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华能集团董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舒印彪在谈及“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时表示，“火电怎么办？我们现在共同的认识是还要保留火电，作为应急的，利用小时要大幅下降，但真正遇到极端天气，它要起到应急保障作用。”
邹骥向记者表示，碳中和的大势已成，将来在碳排放方面，要求只会越来越严格。就算趁着现在立即上马煤电机组，项目周期一般至少长达二三十年，将来发电小时数受限制了，资本回报就上不去，实际上是冒了资产沉淀的巨大风险，所以一定要有远见，迅速地往可再生能源这个轨道上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