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飚高”的大宗商品价格涨速，正在遭遇政策面高频的“安全驾驶”提示。
5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要跟踪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市场变化，做好市场调节，应对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及其连带影响。加强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配合，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事实上，这并不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在年内第一次被国务院重要会议聚焦。3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南京主持召开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视频座谈会，会议指出，“当前国际环境依然复杂，带来多方面影响特别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快”；4月8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的第五十次会议强调，“要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特别是关注大宗商品价格走势”；4月9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参会专家和企业家认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带来企业成本上升压力很大，李克强总理指出，“加强原材料等市场调节，缓解企业成本压力”。
笔者认为，从3月25日至5月12日的33个工作日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事宜4次被国务院重要会议提及，且发改委、工信部、央行等部门分别就此表态，可见，政策面已经对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及其连带影响形成合围应对之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于国内资产价格的传导有望得到遏制。
首先，结合目前全球经济复苏态势来看，大宗商品在需求侧存在明确的边际限制，价格长期、快速上涨的支撑力不足。
虽然美国等部分主要经济体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但客观来看，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并未显著快于预期，主要依靠流动性宽松带动的通胀，难以长期支撑所谓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
其次，从重要会议的高频部署，以及有关部门的协同表态来看，中国经济应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的政策空间充足、产业发展韧性较强。
去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势，我国宏观政策始终坚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以我为主”，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因此，目前我国有充足的政策空间来应对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带来的输入性通胀风险。同时，我国市场规模较大，制造业门类齐全，产业链、供应链自我调整的适应性强，科技创新正在推进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这些因素都有利于中国经济更好应对和消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
第三，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能够更为有效地应对输入性通胀的影响。
数据显示，2020年6月1日至今年5月13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累计升值逾10%、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累计升值超过5%。汇率弹性加大带来的人民币“购买力”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弱国际大宗商品涨价导致的进口成本上升。
第四，期货市场的高质量发展以及金融工具的进一步丰富，有助于企业更好进行风险管理。
5月8日，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指出，期货行业要牢牢把握新发展机遇，加大国际化进程，提高我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全球定价影响力。监管部门要积极创造条件，推动期货市场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要积极拓展期货品种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鼓励期货经营机构壮大资本实力，不断摸索好的业务模式，为实体企业提供大宗商品现货供应、风险管理等综合性服务，提升跨境服务能力和对全球资源的掌控能力。方星海强调，期货行业要加强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深入研究，充分发挥期货市场功能。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际大宗商品涨价带来的输入性通胀风险确实是可控的。此外，二级市场的表现，或许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资金对于未来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看法——昨日，A股市场黑色金属板块跌幅居首，有色金属、油气管网等板块也跌幅居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