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份以来，大宗商品以一路高歌上涨成为市场焦点，屡见涨停潮、不断刷新历史峰值一度成为常态。整体来看这轮大宗商品的涨势，自去年4月份开始，就有多个品种已经开启了这轮大涨行情。2020年4月1日至2021年5月13日，28个品种的涨幅超过50%，占比逾四成，玻璃、苯乙烯、铁矿石、热轧卷板则涨幅超一倍。
近期涨得热火朝天的大宗商品，在5月13日出现集体回落，这是短暂调整还是狂欢就此结束？
对此，市场出现分歧，有观点认为，这几天可能就是大宗商品的一次头部信号，拐点来临，因为价格过高导致的需求下降速度超过预期；也有观点认为，暂时看是回调整理，因为中短期来看，部分商品如黑色、有色、动力煤、玻璃等品种存在价格过热的风险，淡季即将到来，政策关注度又高，回调整理概率加大，尚未看到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结束的信号。
政策面上看，近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事宜接连4次被国务院重要会议提及，且发改委、工信部、央行等部门分别就此表态，可见，政策面已经对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及其连带影响形成合围应对之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于国内资产价格的传导有望得到遏制。
首先，结合目前全球经济复苏态势来看，大宗商品在需求侧存在明确的边际限制，价格长期、快速上涨的支撑力不足。
虽然美国等部分主要经济体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但客观来看，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并未显著快于预期，主要依靠流动性宽松带动的通胀，难以长期支撑所谓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
其次，从重要会议的高频部署，以及有关部门的协同表态来看，中国经济应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的政策空间充足、产业发展韧性较强。
去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势，我国宏观政策始终坚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以我为主”，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因此，目前我国有充足的政策空间来应对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带来的输入性通胀风险。同时，我国市场规模较大，制造业门类齐全，产业链、供应链自我调整的适应性强，科技创新正在推进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这些因素都有利于中国经济更好应对和消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
第三，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能够更为有效地应对输入性通胀的影响。
数据显示，2020年6月1日至今年5月13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累计升值逾10%、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累计升值超过5%。汇率弹性加大带来的人民币“购买力”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弱国际大宗商品涨价导致的进口成本上升。
第四，期货市场的高质量发展以及金融工具的进一步丰富，有助于企业更好进行风险管理。
5月8日，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指出，期货行业要牢牢把握新发展机遇，加大国际化进程，提高我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全球定价影响力。监管部门要积极创造条件，推动期货市场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要积极拓展期货品种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鼓励期货经营机构壮大资本实力，不断摸索好的业务模式，为实体企业提供大宗商品现货供应、风险管理等综合性服务，提升跨境服务能力和对全球资源的掌控能力。方星海强调，期货行业要加强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深入研究，充分发挥期货市场功能。
综上，国际大宗商品涨价带来的输入性通胀风险确实是可控的。
接下来大宗商品需要关注哪些拐点信号？
首先需要了解此轮大宗商品一路猛涨的核心驱动因素。在多方业内人士看来，此轮国内大宗商品大涨主要因为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宏观环境上处于货币宽松周期；二是基本面上需求有所恢复，但是供给端受多重因素扰动偏紧，造成供求“错位”。
在此背景下，多方受访者认为，识别拐点信号需要关注四个变量因素：
一是当前的货币政策何时收紧的预期，或者说未来对于通胀的容忍极限以及就业经济复苏程度的考量；
二是下游能否将涨价风险转移至终端，若价格传导断裂的话则涨价行情结束；
三是价格过高导致的需求下降速度超过预期；
四是监管层是否会挤压投机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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